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我国经济运行始终保持稳定发展的态势，展现出强劲的稳定性和发展活力。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确保经济长期稳定高质量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日前指出，在明年经济工作的政策取向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充分发挥现有政策和增量政策的累积效应，加大逆周期、跨周期调节力度，提高宏观经济管理有效性。需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依靠自身优势及时应对挑战，继续巩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把握经济发展新趋势，为“十五五”开局注入信心和动力。一、充分认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性。在外部环境变化影响深入、内需旺盛矛盾突出的背景下，金融是主动塑造经济增长路径、驱动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由“积极”升级为“更加积极”，赤字率、债务工具大幅扩张、支出结构优化取得历史性成就。在此基础上，2026年延续这一政策导向将进一步传递和增强经济稳定增长的信心。它既是应对短期经济变化的调整工具，也是着眼长远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也是经济社会环境平稳运行的政策保障。运用逆周期调节稳定预期，提振经济发展信心。近年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外部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内需整体呈现疲弱态势。财政政策充分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一直是我国应对需求不足、供给冲击、预期减弱等多重压力的核心。一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为全面扩大内需提供资金保障。通过精准灵活的资金投入，直达各类微观主体，缓解其现金流紧张等实际困难，引导居民和企业调整结构。从而达到短期内直接拉动消费和投资的目的，规避全球经济波动引发的外需不足风险，推动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其次，更加及时地开展金融教育可以有效增强经营主体的信心。经历疫情等外部冲击后，小微主体更倾向于减债策略。财政政策的“积极”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宏观政策信号，传达了政府维护市场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坚定决心，为企业创造稳定的市场预期。当企业预期未来需求增加、利润改善时，就会扩大资金投入，提振生产经营信心；当家庭预期就业稳定、收入增长时，消费意愿也会增强东南。此外，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建设完善的消费和投资配套设施，可以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形成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以跨周期布局培育增长新动能，坚定经济发展信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就要求财政政策既要考虑“稳增长”的短期目标，又要着眼于长期结构布局。其本质是引导金融资源配置，填补高风险、正外部性、长期性领域的市场投资不足。首先，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降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早期风险。通过财务指导和令人瞠目结舌的笔尖，我们将拓宽融资渠道，降低社会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门槛和不确定性，激活自身创新驱动和投资动力。其次，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抵消正外部性领域的投资缺口。基础研究、基础教育、新基建等与创新发展密切相关的领域往往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市场投资热情相对不足。为此，通过直接或间接投资，我们可以纠正这种市场失灵，构建社会变革的重大平台。第三，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塑造未来的比较优势。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优化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过度依赖传统产业会加剧潜在风险。为此，财政政策可以聚焦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促进经济发展。促进区域和产业均衡发展，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增强经济体系稳定性。把民生和安全挂钩，筑牢经济发展信任，筑牢底线。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十五五”时期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发展与安全协调发展。财政政策的主要本质是“用政府获取财政、用财​​政帮助政府”，其收支活动深刻体现了国家的价值取向。其本质是通过资源的科学配置，不断提高政策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是一个重要的g保障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信心。一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持续优化人民经济安全。政策积极性集中在遵循民生导向，通过加大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重点领域的投资力度，提高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这种民生优先的政策导向，能够有效缓解居民忧虑，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为经济增长奠定坚实的内需基础，促进需求影响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互动发展，确保经济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行稳致远。二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防范和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面对复杂的形势国内外风险挑战相互关联，货币政策具有发展性和证券性双重特征，从“主动”升级为“更加主动”，基础是准确性、效率和可维持性。要充分发挥扩大金融支持发展的作用，通过科学的债务管理和透明的预算制度，严防风险积累，确保金融自身健康可持续运行，为国家社会总体安全稳定提供坚实支撑。 2.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重点举措。当前，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应对复杂形势、稳定社会预期、激发内生动力的战略举措。这一政策导向需要兼顾短期稳定增长经济增长动力和长期增长动力，平衡好政策力度和风险防控。不仅为当前经济稳定好转提供了坚实的金融保障，而且通过增强居民的实惠感、优化发展环境、筑牢安全防线，全面增强了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信心。维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将增强市场对需求稳定复苏的信心。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稳定增长是信心的直接来源。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可以对扩大内需、稳定社会预期发挥重要作用，为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主要资金保障。一是强化消费信心居民的信心。运用财政补贴等工具，扩大商品和服务消费，重点推动消费旧产品更新换代，培育新的消费场景和增长点。同时，通过调整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方式增加居民收入，如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增强居民长期消费能力。二是扩大有效投资。通过扩大赤字率、增发特别国债和专项债券等额外措施，向市场发出政府正在积极稳经济、促投资止崩企稳的明确信号。统筹专项债券、超长期专项国债等资金用于优质项目培育和招商引资。其中，关注我重点实施“双”（实施国家重大战略、发展重点领域保障能力）工程和落实“两新”（大规模装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既助力交通、节水、节能等基础设施建设，又推动战略能源发展。同时，加强对民间资本的引导和激励。设立投资引导基金，通过股权投资、担保等方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组织贷款贴息或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完善金融机构对民间投资的信贷支持和风险担保机制，疏解融资拥堵。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强金融有效支持发展信心d 创新。从“提高赤字率”到“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体现了提高金融质量和效率，实现从规模到质量效率的转变。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建立科学有效的财政支出体系，优化资源配置，优先支持民生领域和创新领域，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一是持续改善民生福祉，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继续增加民生领域政府支出规模。教育方面，推动扩大普惠学前教育资源，支持普惠幼儿保育。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重点支持中部农村学校标准化建设d 西部地区。医疗方面，推进公立医院改革，支持重点医疗机构设备升级和全科医生培训，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在社会保障方面，我们通过就业补贴或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投资，直接或间接拓展就业渠道。增加社会保障财政支出规模，推动普惠养老体系建设，提高公民养老金水平。二是不断增强创新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大对初级农作物的财政投入。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基础技术基础研究，保障制造业领域基础研发计划和产业链质量发展行动。在此基础上构建研发、转化、产业化全周期支撑体系。通过财政贴息支持科技企业融资，解决研发和产业化过程中的资金问题；支持科技攻关平台建设，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快技术成果从实验室向生产一线转移。同时，在绿色转型方面，我们将加大伯登财政投入，重点支持节能环保设施建设。通过财政贴息等方式，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绿色能源、污染治理、循环经济等领域，推动“双碳”目标的实施。守住安全发展底线，提升信心有效风险防控和财务可持续性。有效的风险防控是稳定信心的前提，可持续的金融是长期信心的保障。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政府的有效引导刺激经济增长，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一是要着力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测绘。供给方面，通过专项债券、财政补贴等方式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降低建设成本。进一步化解房地产企业信用风险，确保保障性住房交付顺利开展。支持老旧小区改造、城中村改造，提高住房供应质量。同时，推动房地产行业绿色转型，提供金融服务。对绿色建筑项目进行财政补贴，培育房地产开发新模式发展新动能。从需求方面看，增加用于购买存量商品房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和增发是迫切需要。通过财政补贴等手段，减轻房地产交易过程的税负，增加居民购房需求。二是多渠道合理安排财政资金，增强地方政府化解债务风险的能力。针对政府企业账户欠款问题，设立专项清偿基金，优先清偿中小企业账户欠款；针对现有隐性债务问题，新增专项债券将用于债务置换，缓解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同时，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坚决抑制增长，严格执行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严禁通过违法违规融资担保、变相举债等方式新增隐性债务。协调财税体制改革，增强公平竞争信心和长期发展能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完善地方税制度”、“规范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新发展格局下，财税体制改革必须考虑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和畅通流通，同时激发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的创新精神。一是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标准化，助力构建全国统一市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进政企事权划分落实责任，积极建立支出权责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国家战略调整和地方管理能力变化，及时优化事权划分。明确税收优惠政策的设立权限、适用范围、时限和目标，重点清理违法税收优惠政策，解决阻碍要素流通的地方保护等问题，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完善税收优惠政策绩效排名制度，建立定期审核和退出机制，为全国统一市场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明确补贴资金投资范围、分配标准和支付流程，重点支持改善民生、科技创新、绿色创新等公共领域。它我严禁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补贴、财政激励等方式为特定企业提供不公平竞争优势。严禁以项目换补贴、利用补贴抢占资源等暴力竞争行为。二是完善地方税制，增加地方自主财力。培育地方税种，考虑实施消费税改革，将部分消费税税目（如高档化妆品、贵重珠宝等）征收环节转移到零售端，将全部或增量新增消费税收入转移给地方政府，丰富地方财力，调动地方政府税收征管积极性；规范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等附加税管理，推动其与地方附加融合，优化营商环境为当地企业提供熨烫服务；此外，进一步完善绿色税收和补贴政策。落实和优化环境保护、资源综合利用等税收优惠政策，对新能源汽车、绿色建筑等绿色产品消费给予适当财政补贴。 （作者陈旭东、王超文分别为天津财经大学科研室主任、教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财经大学基地研究员，天津市财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编辑：吴方舟